原标题：成都后辈学人畅谈钱钟书：兼采中西文化之长，确立中国显学

2月20日下午，著名文化学者张隆溪和历史学者罗志田做客成都三联韬奋书店，围绕“挑战·回应/边缘·主流——钱钟书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与文化”的主题展开交流。

回忆：思想光芒泽被后学

1947年出生在成都的张隆溪，曾与钱钟书交往甚密。他回忆，1980年的一天，荷兰学者佛克马到北大访问，当时在北大读研究生的张隆溪做他的陪同兼翻译。佛克马对张隆溪的翻译很满意，对他说，“明天我要去见钱钟书先生，你能不能继续做我的翻译?”张隆溪暗自思忖：“以钱先生的英文水平，肯定不需要翻译，但是我很想见他，还是跟着去吧。”正是因为这次“假公济私”，张隆溪和钱钟书结下了亦师亦友的情谊。

初见钱钟书时，张隆溪被其一口漂亮流利的英文吸引。“当然是不需要翻译的，所以我就那么呆坐着，也没有说话。”直到佛克马和钱钟书谈论起加拿大作家诺思洛普·弗莱的《批评的解剖》，张隆溪才插上话。钱钟书转过身来对张隆溪说：“现在中国大概还没有几个人看过这本书。”张隆溪回忆，那本书当时在北大图书馆都没有，他那一本是美国的一个朋友寄给他的。“那时候，钱先生问我有什么看法，我刚看过而且准备写一篇文章介绍弗莱的理论，于是我就说了一通，得到钱先生的赞许。”

或因张隆溪特别的表现，钱钟书让妻子杨绛将家里的电话给他，并嘱咐：“以后你要来，尽可以先打电话。”至此，张隆溪经常拜访钱钟书，这段经历也让他终身受益。“钱先生的谈吐非常锋利，说话非常有趣，完全就是《围城》里的那种味道。”

1983年，张隆溪离开北大去美国留学之前，钱钟书赠他一套《全唐诗外编》，并在扉页写了几句话，其中有“相识虽迟，起予非一”一语，这是引用《论语》八佾篇里的典故，暗示他们是师生关系。但在张隆溪和钱钟书的交往和通信中，钱钟书始终以兄相称，或又称贤友，足见其襟怀。

畅谈：博采中西确立中国显学

大多数人知道钱钟书，是从小说《围城》开始的。此书写成于1947年，当年就风靡一时，一版再版以至“无穷版”，直至今日依然畅销不衰。而事实上，钱钟书被誉为“文化昆仑”，其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不仅在于写“畅销小说”，更体现在他的“兼采中西文化之长”的学术思想上。

罗志田指出，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和文化界，一些学者过分强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，但是钱钟书始终将文学创作置于全球化的视角，将中西文化互相关联，并确立起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的适当位置。对此，张隆溪也表示赞同，“钱钟书在文学取向上，与胡适、鲁迅有所不同，他更多的是希望把东西方文化相结合，互相启发。”

在《谈艺录》里，钱钟书就揭示了自己的文学研究宗旨和方法：“东海西海，心理攸同;南学北学，道术未裂”，说的就是东西方文化要兼收并蓄。还有1976年出版的《管锥编》，涉及音韵、训诂、经义、比较文化等多门学科，打通了东西方文学和人文学科。“不为任何理论系统所束伏，敢于独立思考”，是钱钟书做学问的主张。

实际上，不单单是钱钟书，在20世纪，还涌现了一大批致力于以全球化视角和西方科学的文艺理论、哲学思想来探究中国学术及文化的学者。罗志田举例，王国维的《红楼梦评论》借鉴了叔本华的悲观哲学，陈寅恪在晚年用《柳如是别传》诠释了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。正因为这些学界前辈以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”的精神，才在扎根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足以抗衡于西方学术、独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中国显学。